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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光临 的博客

忆君心似西江水,日夜东流无歇时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国古史考辨学的伟大先驱——崔述  

2014-11-17 16:20:02|  分类: 历史名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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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事迹

 

崔述,字武承,号东壁,直隶大名府(今河北大名县沙疙瘩村)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。曾祖崔辑麟、父亲崔元森都是明道经世的儒家学者。他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。父亲崔元森对儿子崔述寄予厚望,家教严格。他牙牙学语时,父亲就教他识字,每每见到门联匾额、药橱菜谱, 父亲都指指画画,认真教儿子认读,并形象地讲解字义。他刚懂事,父亲就随读随讲,教他学习《三字经》、《神童诗》等启蒙课本。在父亲的教导下,他从五岁起,就开始攻读儒家经典“四书五经”。父亲教导有方,每讲授完一遍课文,就让他诵读百遍,自觉了解文义。正是在父亲的严加管束和悉心教导下,他才孜孜求学,熟读经书,学业有成。

求学入仕,正是当时学子们的追求目标。乾隆十九年(1754年),他到大名府应童子试,名列第一,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。朱煐把他召到府内晚香堂,延请名师执教,与他儿子士琬一块学习。他在晚香堂求学八年,学业大有长进,填词赋诗,著文应对,出口成章,下笔成文,风发泉涌,才华横溢,被称为“当世奇才”。乾隆二十七年(1762),他与弟弟崔迈应顺天府乡试,双双中举,一时传为科举佳话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),他奔赴陕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静兰。他们夫妻次年回归家乡。这时,恰逢家乡闹水灾,崔述一家流离失所,居无定处。大名知县秦学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,特意在礼贤台畔购房置屋,供他们一家居住。他怀才不遇,此后五次到北京参加会试,都名落孙山。他屡试不第,心灰意冷,再也无意仕进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),为了生计,他在武安设馆,走上了教书的道路。他先后在武安、魏县、邯郸、大名、彰德等地教学。

嘉庆元年(1796年),吏部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吏,他在五十七岁时才得已充任福建罗源知县。他为官期间,尽心尽职,兴利除弊,利公济民,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,但他嫉恶如仇,为政清廉,秉公执法,受到了当地达官显贵的忌恨和陷害。官场的险恶、虚伪、冷酷,使他的雄心抱负破灭了。他在福建罗源、上杭仅做了六年县官,就乞老还乡,专心著述。嘉庆二十年(1816年),他病逝家中,享年77岁。

 

著述立说

 

清朝中期,清政府大兴文字狱,强化思想文化控制,致使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风气受到压制,而以考经证史为务的新风气——考据学蔚然兴起。因以汉代学风相标榜,考据学又称为“汉学”。这一考据复古风气在乾(乾隆)嘉(嘉庆)时期“灿然中天”,鼎盛一时,故又称“乾嘉学派”。在当世学术思潮的影响下,崔述一边教学,一边研治经史,著书立说。他承继家父明道经世之遗志,不以训诂考据为能事,而是专以辨虚实为要务。他在三十岁时,愈发觉得“经传多异”、“传经失误”,群经后世传注多与原文本义不同。他重新认识儒家经典及后世传注,由怀疑而转入辨伪、考信,由治经转而治史,“穷心经史”,正本清源,去伪存真,留传真经,保存信史,以维护儒家正统的权威性。他传承和发扬中国儒学批判与疑辨的精神传统,按照以经证史的的原则,以细于推求、长于考信的治学方法,对三皇五帝、夏商周三代、乃至孔孟二圣的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,批驳了先秦诸子的种种谬误之处,纠正秦汉以后千百年来群经注疏的诸多缪传与伪说。他回归儒家原典,“考信于六艺”,对于注文相符部分,给予肯定;对于注文不合部分,一一辨明;而对于无证无考的部分,宁缺存疑,也绝不妄言惑世。

他以儒家经书为准,遵造“考古必确、析理必精,考而后信”的治学原则,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史的种种说法,一概溯其根源,细加考察,一件一件辨其真伪,澄清了其中诸多曲解附会之说,提出了不少独到而精当的见解。他在《唐虞考信录》中,考证三皇根本不存在,唐虞以前的帝位,既无禅让,也无继承;在《洙泗考信录》中,他指出了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种种不实之处,批驳了《孔子家语》的诬罔之说,甚至对《论语》的谬论也有所指责,清除了汉儒美化、乃至神化孔子的虚妄、夸大之词,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孔子;《古文尚书》唐宋以来,长期被奉为儒家经典。他在《古文尚书辨伪》一书中,从《古文尚书》的著述源流、文体形式、语言风格入手,以“六证”、“六驳”的论述方式,考辨二十五篇经文之伪,成为明清以来考证《古文尚书》之伪的力作。

他辛勤笔耕,潜心著述,历经40多年,终于写出了史学考辨名著《考信录》。该书三十六卷,包括《考古提要》二卷、《上古考信录》(考证开辟之初,三皇五帝之史实)二卷、《唐虞考信录》(考证尧舜之事)四卷、《夏考信录》(考证大禹及其以后事)二卷、《商考信录》(考证成汤前后事)二卷、《丰镐考信录》(考证西周史事)八卷、《洙泗考信录》(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迹)四卷、《孟子事实录》(考证孟子之事)二卷、《考古续说》二卷、《别录》三卷、《余录》三卷、《附录》二卷。

此外,他还擅长诗文,造诣颇深,著有《无闻集》、《知非集》、《小草集》等文集16卷。他的诗以五言、七言为主。回文诗《春日》观赏景物细致,耐人寻味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细雨春濡柳,轻风晚落花。砌幽生草碧,城古带斜烟。”《蓼花》诗表达了对故土美景的留恋,而《负薪行》、《秋夜独坐》等诗,则把他的内心世界写得淋漓尽致。

崔述的一生著书立说,忙忙碌碌,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把写作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,他在《自吟》一诗中写道:“家贫身病两相牵,不望寒儒到木天。花怜寂寞秋犹放,月伴凄凉夜不眠。独有文章缘未绝,愁时开卷即欣然”。

 

学术贡献和影响

 

崔述作为我国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,其“考而后信”的治学态度、史学理论和方法论,对后世史学界的疑古之风和后来的“考信学派”或“古史学辨派”的出现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,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他的《考信录》一书,考辨范围广,考证精深,体例严密,学术贡献尤为突出,成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奠基之作,开山之著,被后世誉为“探索科学古史体系的先导名著”。崔述在当时考古研究还没开展的情况下,敢于疑古辨伪,超越了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藩篱,其学术成就“高出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”。然而,由于他的治学之道不合乎当时考据学常规,始终无法进入学术主流,故不为世人所看重。在他过世的近百年间,其人其书无声无息沉沦,几乎被人遗忘。

直到清末民初,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展开,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逐渐兴起,崔氏之学才得已被学界关注和重视。日本学者首先发现了崔氏之学的学术价值。1903年,近代汉学家那珂通世校订刊行了《崔东壁遗书》。其中,《考信录》以精辟的识见和缜密的考证,震动了日本史学界,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那珂通世认为:“其议论精确,超越支那古今之儒家流”。国内最早重视崔氏之学的是刘师培。1905年,他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了《崔东壁学术发微》、率先宣扬崔氏之学。他赞扬崔述能从理论高度来总结治史方法,能“自标界说”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期间,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,顾颉刚、胡适、钱玄同等史学专家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,他们重新评价了崔述的学术地位,对他推崇备至,赞誉他是“疑古辨伪学的伟大先驱”。顾颉刚高度赞扬了崔述的《考信录》,称该书“ 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”。胡适将崔述称为“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”。钱玄同对崔述的疑古儒学更为服膺。他不仅认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独到的见识,而且还把他与朱熹、颜元、章学诚并称为“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”。蔡元培为《考信录》题词说“其推陷廓清之精神,迄今犹不朽也。”梁启超对《考信录》评价也很高,说:“此书考证三代史事最谨严,宜一阅览,以为治史之标准。”正是在这些著名学人的倡导和弘扬下,崔述的《崔东壁遗书》在1936年得已重新校订出版,崔氏之学才彰显于世,声名日振。

崔述的疑古儒学恰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,成为刺激、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契机。顾颉刚潜心研究崔述治学之道,进而发展崔氏之学,提出了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”,并领导发起了声势浩大的“古史辨”运动,把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,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。

1983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顾颉刚编订的《崔东壁遗书》。2001年,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量恺经过数十年研究,历尽心血,精心编写了全面而详尽介绍崔述及其学术成就的专著《崔述评传》。

崔述在日本备受推崇和重视。他被日本学界评为“中国历史上200文化名人之一”。20世纪晚期,《崔东壁遗书》再度引起了日本汉学家的浓厚兴趣。由此可见,崔述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文化财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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